□齐瑞

初识苏轼，此人便是一身“竹杖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一蓑烟雨任平生”的豪情与豁达。再读苏轼，我便想从细微处读起，溯源此等豪情之由来。

文人总是浪漫的，这浪漫来源于他敏锐的感知力，也来源于山川江河的灵气。苏轼南行时期，沿嘉州、渝州、忠州、夔州等地出川，抵达荆州。此间作诗文七十八篇，皆是由眼前之景发出高远的人生志向。其中《浰阳早发》便将其志向之基淋漓彰显，一句“富贵本先定，世人自荣枯。嚣嚣好名心，嗟我岂独无。不能便退缩，但使进少徐”，将急功近利的尘世喧嚣抛却至九霄云外。此时，年轻的苏轼对功名的追求是希望通过“一步一脚印”的踏实徐徐图之。

从嘉祐六年冬赴凤翔任至治平二年正月还朝，苏轼于四年时间里作诗词一百三十余首。此期间，纪实类占多数，既有处理公务时的记游，亦有与友人交流情感的唱和，更有反映时政现实的篇章。其中，《和子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》的“王事谁敢愬，民劳吏宜羞”流露出苏轼对朝廷兴师动众、劳民伤财的不满，对底层百姓生活艰辛的同情。也许就在此时，少年壮志早已生根发芽，苦难与不幸亦在暗处伺机而动。

苏轼于密州、徐州、湖州时期，作品多达三百七十八首。此期间，正逢王安石变法，故作品的核心内容紧紧围绕着对新法内容的态度。苏轼在《寄刘孝叔》感情激烈、语言精炼地指出变法之弊端，拳拳爱民之心寓于雄浑沉郁之中。而“文人与政客，道不同不相为谋”，苏轼站在理想的高台上，瞻望现实不免怅然寥落、失魂落魄。对于《和孙莘老次韵》中道“虽去友朋亲吏卒，却辞谗谤得风谣。明年我亦江东去，不问繁华与寂寥”，其激愤之言或许就可以理解了。但苏轼此人骄傲又执着，理性又冲动。即使经历过理想破灭、甚至步履阑珊的境地，再次看见希望的曙光，仍然踟蹰前行，慢点步子便是他最大的稳重。熙宁九年丙辰中秋前，新派的势力出现瓦解趋势，守旧派有机会重新回到权力中心，一首《水调歌头》“明月几时有，把酒问青天。不知天上宫阙，今夕是何年。我欲乘风归去，又恐琼楼玉宇，高处不胜寒。起舞弄清影，何似在人间”，可以窥见其激动却又忧虑的矛盾之情。

黄州时期是苏轼人生中的一次转折，可谓“祸兮福所依，福兮祸所至”，于人生境遇而言，实为大不幸；于诗词创作，却是别开生面。黄州贬谪时期成为了苏轼文学创作的高峰，苏东坡应运而生。赴黄州路上，苏轼写下《梅花二首》（其一），“春来幽谷水潺潺，的皪梅花草棘间。一夜东风吹石裂，半随飞雪度关山。”拜别曾经的消沉彷徨，回顾往昔，顾影自怜，却不失铮铮风骨。一首《初到黄州》荡开一笔，却是“长江绕郭知鱼美，好竹连山觉笋香”欣喜之情寓于诗中。诗中虽有“自笑平生为口忙，老来事业转荒唐。”“只惭无补丝毫事，尚费官家压酒囊。”此等诗句却是哀而不伤。在黄州，可谓是一场独属于苏轼的疗慰之旅。也是与东坡的一场邂逅之途。从元丰三年五月开始，苏轼不断调整适应新的环境，摆脱初到时候的苦闷、孤寂情绪，渐变潇洒旷达。苏东坡致力于躬耕，寄情于山水，沉于佛老庄禅。人也变得超脱现实、趋于平和。

“人生若只如初见”。再见《定风波》，其“莫听穿林打叶声。何妨吟啸且徐行。竹杖芒鞋轻胜马。谁怕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料峭春风吹酒醒。微冷。山头斜照却相迎。回首向来潇洒处。归去。也无风雨也无晴”诗篇已不只是单薄的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它的一字一句仿佛在与我诉说诗人跌宕起伏的一生，回顾往昔，悯然一笑。